原创 周大力 大力价值

2025年04月20日 12:11 上海

副标题：——从巴拿马港口收购案，看资本如何无声统治世界

一、引子：李嘉诚的“壮士断腕”与贝莱德的“鲸吞”

2025年3月，97岁的香港首富李嘉诚突然宣布，将旗下43个海外港口打包出售，总价高达1657亿人民币。这笔交易的接盘方，正是低调却富可敌国的贝莱德（BlackRock）——一家管理着11.6万亿美元资产的金融巨鳄（相当于日本GDP的1.5倍）。

这则新闻让世人惊觉：贝莱德是谁？为何能轻松吞下千亿资产？它的创始人拉里·芬克（Larry Fink）又是何方神圣？

今天，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掌控全球科技巨头、渗透各国经济命脉的“资本隐形帝国”。

二、拉里·芬克：从“债券交易员”到“华尔街教父”

1. 早年挫折：一场失败催生的金融帝国

拉里·芬克1952年出生于洛杉矶一个中产家庭，父亲经营鞋店，母亲是大学教授。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学霸”，大学主修政治学，后因对房地产金融的兴趣转向MBA。1976年加入第一波士顿银行后，他在固定收益部门崭露头角，主导新兴的分期贷款抵押债券（CMO）创新，仅4年便为公司创造每年100万美元收益，28岁成为该行史上最年轻合伙人。

然而，1986年的一场利率误判导致其团队亏损1亿美元，芬克从“华尔街金童”沦为“失败者”。这次教训让他深刻意识到传统金融模型的缺陷：“我们太冒险了，却无法量化风险”。被第一波士顿抛弃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创立贝莱德的核心理念——“风险管理先于收益”。

2. 借500万美元起家，靠“阿拉丁神灯”逆袭

1988年，芬克带着商业计划书找到黑石集团创始人苏世民，获得500万美元启动资金，成立“黑石财务管理”（后独立为贝莱德）。其创业初衷是打造一个“透明化风险”的投资平台。

阿拉丁系统：金融界的“终极风控大脑”芬克将1986年的失败归因于缺乏风险测算工具，因此投入巨资开发阿拉丁系统。该系统不仅实时监控投资组合风险，还能通过历史数据模拟市场极端情景（如2008年金融危机）。2020年数据显示，阿拉丁管理着全球约10%的股票与债市市值（21.4万亿美元），客户包括美联储、苹果、先锋领航等巨头。

政府信赖的“救火队长”：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美联储委托贝莱德评估贝尔斯登资产，此后美国政府多次借助其系统处理AIG、房利美等机构纾困案。

芬克的风控哲学：“阿拉丁就像车行道与人行道间的道牙，防止车辆失控”——强调系统对人性贪婪的约束。

3. 并购狂潮与全球扩张芬克通过一系列精准并购将贝莱德推向巅峰：

2006年合并美林投资管理，资产翻倍；

2009年收购巴克莱全球投资者，成为全球最大资管公司；

2019年以135亿美元吞并巴克莱资管，垄断ETF市场。至2025年，贝莱德管理资产超21万亿美元，相当于全球GDP的20%，其投资版图覆盖苹果、微软、中国百度、美团等3000余家跨国企业。

4. 权力巅峰：从华尔街到世界政治芬克的影响力远超金融圈：

政府智囊：2018年成为G7财长会议特邀企业代表，参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讨论；

中美桥梁：2018年刘鹤访美时，芬克是五位核心会晤企业家之一；

商业领袖：2023年以10亿美元身家登上福布斯富豪榜，被《金融时报》称为“拨动宇宙之弦的人”。

芬克的传奇印证了他的信条：“伟大企业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为所有可能性做好准备。”从1亿美元亏损的教训到21万亿美元帝国的崛起，他的故事重新定义了现代金融的风险与野心。

三、贝莱德：全球最大的“资本收租婆”

1. 规模堪比大国GDP

2024年数据： 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1.48万亿美元，超过英国（3.5万亿美元）、法国（3.1万亿美元）和德国（4.5万亿美元）三国的GDP总和，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。

业务范围： 从苹果、微软等科技巨头的股票，到乌克兰战后重建基金；从比特币ETF、黄金期货，再到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股权，几乎覆盖全球所有核心资产类别。

行业地位： 全球每10美元的机构投资中，就有1美元由贝莱德管理，其影响力远超传统金融机构，甚至能左右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。

2. 如何赚钱？——“躺赚”的三种姿势

姿势一：ETF之王，掌控市场流动性

iShares帝国： 旗下ETF品牌iShares占据全球40%的市场份额，管理规模超4万亿美元，包括股票、债券、大宗商品等各类资产。

爆款产品： 2024年推出的比特币ETF规模突破500亿美元，成为散户和机构投资者进入加密货币市场的“合规通道”。

盈利模式： 通过0.03%~0.1%的极低管理费，以规模效应赚钱。仅ETF业务每年就能为贝莱德带来超百亿美元收入。

姿势二：抄底危机，做“全球秃鹫”

2008年金融危机： 以白菜价收购雷曼兄弟的优质资产，吞并巴克莱的ETF业务，管理规模从1万亿美元暴增至3万亿美元。

2023年硅谷银行事件： 与美国政府合作，低价接手千亿美元“有毒资产”，转手通过证券化操作赚取20%以上的回报。

全球收割逻辑： 利用各国危机时的恐慌情绪，以“救世主”姿态介入，最终通过资产重组、上市或转售获利。

姿势三：渗透中国，闷声发大财

隐形股东： 腾讯第四大股东（持股6.8%）、阿里第三大股东（持股5.2%）、百度第二大股东（持股7.1%），同时持有工商银行、建设银行等国有大行的股份。

本土化布局：

2019年与建行合资成立“建信理财”，抢占中国百万亿级资管市场；

2021年获批中国首家外资独资公募基金牌照，发行多只A股主题基金；

2023年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基建融资，通过离岸债券市场赚取稳定收益。

策略核心： 避开政治敏感领域，专注消费、金融、科技等“政策友好型”行业，长期持有核心资产。

3. 争议与隐忧：资本无国界，但权力有边界？

“影子政府”质疑： 贝莱德高管频繁出入白宫、欧盟总部，被批“用资本绑架政策”。例如，其CEO拉里·芬克曾公开敦促各国加快碳中和进程，被指为旗下新能源基金造势。

中国市场的风险： 中美摩擦加剧背景下，贝莱德在华业务面临审查压力，2024年曾因“数据安全问题”被暂缓部分基金发行。

ESG争议： 一边推动企业减排，一边重仓石油巨头，被环保组织称为“绿色洗牌大师”。

贝莱德的崛起，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终极缩影——它不生产商品，却通过掌控资本流动成为世界经济“总房东”。而当它的规模超过多数主权国家时，谁来监管这位“收租婆”？或许才是未来十年最大的金融命题。

四、争议：资本的力量，是福音还是威胁？

1. “大到不能倒”的隐忧

市场垄断与系统性风险：贝莱德前十大持仓股（如苹果、微软、英伟达）总市值占美股近10%，其投资组合波动可能引发全球市场连锁反应。例如，2024年Q3贝莱德增持苹果4340万股，同期减持礼来等非科技股，这种集中配置被批评为“加剧市场脆弱性”。

气候承诺的倒退：2025年1月，贝莱德退出“净零排放资产管理者联盟”（NZAM），理由是该联盟导致“法律质询和业务混乱”。环保组织指责其“背叛2050碳中和承诺”，尤其对比此前贝莱德高调宣传的ESG投资策略，凸显资本利益与公共责任的冲突。

2. 地缘政治的“双面玩家”

乌克兰重建的资本棋局：贝莱德与摩根大通合作设立乌克兰战后重建基金，目标规模数千亿美元，但被质疑通过控制能源、基建等关键资产攫取长期利益。其子公司全球基础设施基金（GIP）在收购港口、电网等战略资产时，常以“商业中立”名义规避政治审查。

中国市场的矛盾立场：贝莱德在华投资包括阿里巴巴、拼多多等中概股，2024年Q4增持拼多多545万股；但同期因参与美国对华技术封锁（如收购巴拿马运河港口）被中国舆论视为“美资渗透工具”。其A股基金清算事件更被渲染为“唱空中国”，尽管贝莱德澄清为基金经理跳槽所致。

3. 犹太资本阴谋论？

政治关联与舆论漩涡：CEO拉里·芬克（Larry Fink）的犹太背景及贝莱德总部位于罗斯柴尔德大道的地址，成为阴谋论素材。2024年特朗普遇刺案中，枪手曾出现在贝莱德广告中，引发“犹太资本操控政治”的猜测，贝莱德紧急删视频并谴责暴力。

两党游走的实用主义：贝莱德长期资助民主党，但2025年通过港口交易向特朗普示好，被解读为“资本避险策略”。其管理美联储债券计划的角色，进一步加深“影子政府”的质疑。

贝莱德的争议本质是资本全球化与主权治理的博弈。其“商业至上”逻辑既推动技术创新（如重仓AI巨头），也放大垄断与地缘风险。未来，如何平衡资本扩张与公共监管，将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挑战。

五、结语：资本的终极逻辑

贝莱德的故事，本质是**“资本无国界”**的极致体现。它像一台精密机器，冷血却高效，却在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：

对普通人：金融民主化的双刃剑贝莱德通过iShares ETF等低成本投资工具，将华尔街的金融特权“平民化”，让普通投资者也能参与全球市场。例如，其国际股息ETF（BIDD）覆盖阿斯利康、壳牌等跨国企业，年化回报稳定在7%。然而，这种便利背后是资本的高度集中——当贝莱德同时掌控美股标普500成分股平均5.7%的股权时，个人投资者的选择权实则被压缩进其预设的资本框架中。

对国家：危机中的“救世主”与隐形立法者从2008年处理雷曼有毒资产，到2020年执行美联储企业债购买计划，贝莱德屡次以“华尔街清道夫”身份介入国家危机。其阿拉丁系统管理着全球21万亿美元资产，成为事实上的金融神经系统，甚至能通过ESG评分左右企业战略。这种能力模糊了商业与政治的界限——当乌克兰战后重建、希腊银行重组均由贝莱德主导时，国家主权正被资本悄然重构。

对世界：11万亿美元的秩序重塑通过港口（控制全球10.4%集装箱吞吐量）、能源（持股埃克森美孚、中石油）、科技（苹果、阿里、腾讯）的三维布局，贝莱德将全球产业链转化为资本流动的管道。例如，收购李嘉诚的巴拿马运河港口后，它不仅能收取“过路费”，更掌握了物流数据的定价权。这种“硬资产+软数据”的模式，让贝莱德成为全球化2.0时代的隐形架构师。

权力的悖论：拉里·芬克宣称“我们只是权力的搬运工”，但贝莱德的实践揭示了一个更残酷的真相：当资本规模超过国家GDP（1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十分之一），它便不再是工具，而成为规则本身。从逼迫能源巨头转型低碳，到通过股东投票权影响药企专利政策，贝莱德的“被动投资”早已演变为主动的全球治理。

——正如水无形却可蚀穿岩石，贝莱德用看似中立的资本，悄然改写了21世纪的经济权力图谱。

（全文完）